两年前，《财新周刊》曾出过一篇文章——《一个逃犯的缅甸「赌城」狂想》，揭露了来自湖南邵阳的商人佘伦凯（曾用名佘智江），自2012年起如何在缅甸、柬埔寨、菲律宾翻云覆雨，开私彩、办赌城、搞线上赌博，操控着几十亿资金。最风光时，佘伦凯头上顶着柬埔寨湖南总商会荣誉会长等11个头衔，直至2021年5月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。

最近，这名在东南亚混得风生水起的湖南商人被泰国警方抓获。据红色通缉令，佘伦凯通过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，仅2018年1月至2021年2月间，吸引了赌客约33万人，从中获取了1.5亿元非法收入。

1982年，佘伦凯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农村，14岁辍学，做过厨师、裁缝、保安，20年间，从湖南农村小伙摇身一变「东南亚赌王」。佘伦凯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，这是他个人命运的起伏，也是时代浪潮的助推。追溯佘伦凯的发迹之路，可以发现他的路径背后难以被忽视的一条线索——邵阳商帮的起兴。说到会做生意，温州商人、潮汕商帮、晋商、徽商等都声名在外，不少影视作品都有体现，但邵阳商帮很少被提及。邵阳商帮的故事，也很精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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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从贫穷的内陆县城走出来，和温州人一样，散到各地做小商品生意，渐渐地成了规模，并称霸了东南亚。他们就是佘伦凯的老乡——邵阳商帮。

佘伦凯的老家邵阳市，深陷湘中，不沿边、不靠海，没有地缘优势，而邵东县经济更差，人均耕地少，资源匮乏，改革开放之初，邵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，是典型的内陆贫困县。当年如果有女孩要嫁去邵东，家里都会阻挠，怕嫁过去吃苦。

如果对比邵阳和温州的发展脉络，可以发现二者有着极大的相似。邵阳与温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曾互派考察团学习，80年代温州学邵阳，90年代邵阳学温州。穷则思变，是温州与邵阳最大的共同点。

为谋生计，邵阳人和温州人一样，很早就开始走出去「淘金」。由于缺少资源与原始资本，邵阳人最开始做的都是些小生意，收鸡毛、鸭毛、鹅毛，收烂凉鞋，补铁锅，后来开始挑着担子卖钮扣、牙刷、小五金、老鼠药、菜刀、烟酒茶，被称为「担担客」。研究者在评价邵商时说：「他们不怕丑，你们不敢走出家门，他就敢走出去了，你们不敢提篮叫卖，他们就敢叫卖了。」

湖南长沙的下河街批发市场，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邵阳人在那里摆摊，有句话是「下河街是提篮叫卖的邵东农民的篮子提来的」。摆摊很苦，没有本地户口的邵阳人，无法获得经营许可证，没有固定摊位，凌晨五六点就要去抢位置，有人甚至夜里2点就守在那里。没有许可证还会被撵来撵去，但怎么也撵不走想挣钱的邵阳人。

那个时期的邵商，靠着走街串巷、摆摊卖货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下了第一桶金，他们吃得苦霸得蛮，而且做生意不挑大小，哪怕一样东西只赚一两分钱也照做，具有极强的草根韧性。到80年代末，邵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「游商部落」，从富裕的珠三角、长三角到偏远的黑龙江漠河、新疆阿勒泰等地，都能看到邵商的身影。他们也从最初的走街串巷，渐渐开起了店子，上世纪90年代，邵阳人的一元店、三元店、九元店遍地开花。

那时的邵阳，不仅民间经商氛围浓厚，政府也鼓励经商，尤其在邵东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政府就喊出了 「只要来邵东，一切都宽松」的口号。1996年，邵东县奖励民营经济纳税大户五辆吉普车和六台大哥大，1997年，又拨出140万元再奖励六辆桑塔纳、两辆吉普车，抬高民营企业家的身份。这样重商的氛围使得越来越多的邵阳人愿意经商，经商的热情深深地刻在了邵阳人的基因里。后来有个说法是：邵阳人是天生的生意人。邵阳人出去很少进厂打工，大部分选择经商，一个人走通了路子，就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做，互相帮衬、抱团发展。

佘伦凯的父母便是这段时期走出了邵阳，到了广西桂林，那一年佘伦凯14岁。到了桂林后，佘伦凯就辍学了，开始想法子赚钱，他继承了邵东人的经商基因，开按摩店，做销售，挨家挨户推销洗发水、挂历，做直销……那段时间，他说自己「什么都想干，看见什么赚钱就干什么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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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商的发展路线，有一部分往珠三角、长三角去，还有一部分像佘伦凯的父母一样，往广西、云南等地去做边贸生意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广西、云南等地的市场还是一片空白，而邵阳本地村镇生产的小五金、打火机、箱包等产品成本极低，脑子活的邵阳人发现了商机，他们将产品卖到边境，不仅利润高，而且竞争少。渐渐地，在广西和云南聚集了一波邵商。这为邵商闯入东南亚打下了根基。

与云南接壤的老挝，在80年代末时，基本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，日用品也需要从美国、日本等国家进口，商品经由泰国运输入境，层层转手，成本不断提高。中国一辆非常普通的自行车，在老挝能卖到200美元，1平方米的瓷砖能卖到近14美元，而且供不应求。

1986年，老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，这无疑是一片肥沃的新兴市场。商业嗅觉敏锐的邵阳人，在中老边境还未完全开放时，就闯进了老挝。商路未开，早期去老挝的邵商，不少人只能翻山越岭。直到1992年，从中老边境坐大巴车到老挝第二大城市琅勃拉邦，还得在破烂的土路上颠簸一个星期。

最早一批在老挝经商的邵商张跃鹏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回忆说，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去老挝闯荡，早年，他们常需往来于贸易与走私的边缘地带，炎热气候、丛林环境、不稳定的治安让一些先行者丧命于此。边境山林尤其让人胆寒，那里有嗜血的山蚂蟥和各种蚊虫，山蚂蟥一旦吸附上人体，即便将它拽成两段它还是会牢牢地吸附在肉中，必须用烟火才能烫掉，而若被蚊虫叮咬，会感染疟疾，极度危险。

到了老挝，也是困难重重。首先是语言不通，交流只能用手势，靠在计算器上打出数字来交易；其次，人到异乡，没地方住，早期到老挝经商的邵阳人，一开始仍是做「担担客」，担着他们千辛万苦运来的纽扣、牙刷、锅子等小商品，在老挝走街串巷，居无定所，就像当初在国内一样。那时老挝的营商环境也不好，农村排外，打砸抢时有发生。

直到1994年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正式开通，邵阳人进入老挝才方便了许多。隶属于西双版纳的磨憨镇，常住人口约3万人，但本地人只占少数，内地人占六七成，走在磨憨街上，到处都能听到邵阳乡音。

开拓新兴市场，先行者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而代价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财富。《三湘都市报》曾采访过邵阳商人李立新，他1987年就揣着2000元到老挝闯荡，在老挝做了两年生意后，1989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个「万元户」。从「担担客」到摆地摊卖鱼钩鱼线，再到买下门面仓库批发小五金、文具、玩具，李立新一步步在老挝站住脚。2016年，李立新在老挝做玩具批发生意，年营收额可达1200万元。

李立新的致富路径是大多数前往老挝「淘金」邵商的一个样板。挣到钱后，李立新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娶老婆，然后把自己的6个兄妹、老婆的5个姐妹及亲朋共50多人带到老挝做生意，他们有的卖摩托，有的卖五金，有的开百货店，这十几年间都赚得盆满钵满。

这条商路走通后，许许多多的「李立新」前辈带后辈，老乡带老乡，邵商就这样「占领」了老挝。1991年至1996年，老挝经济发展迅速，国民经济年均增长7%，邵商抓住了时代的机遇。在老挝站稳脚后，邵商渐渐涌进东南亚市场。20多岁的佘伦凯就是在这个时期，随着邵商大流，揣着4万余元人民币去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，想着去东南亚搞电子游戏开发，实际上就是线上博彩，那便是他「赌王」生涯的萌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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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类报道中，佘伦凯在2012年之前的起家之路都基本是空白的，没有人清楚他的第一桶金源自何处。佘伦凯空白的十余年，正是邵商在东南亚，尤其是在老挝扩张的十年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老挝到21世纪前十年，20年间，邵商基本垄断了老挝的五金、手机、摩托车市场。一个形象的说法是，在老挝，只要有五金店，10个里有9个是邵阳人经营的，每10部手机就有6部手机是邵阳人店里销售的，华为手机总代理就是邵阳人。老挝街头很少能看到公交车和的士，老挝人多靠摩托车出行，而每10辆摩托车，就有9辆是在邵阳人店里买的，力帆摩托车老挝总代理也是邵阳人。除此之外，老挝80%的柴油机市场、一半以上的服装和箱包市场，也被邵商占领。在老挝首都万象的宏格亚星商业街，70%的店铺是邵阳人开的，走在老挝街头，只要你会说湖南话，就不会迷路。

老挝的超市和医院也有邵商的身影。

1998年，邵商卿济康和妻子来到老挝万象，在当地开了一家超市，率先采用了明码标价模式，大受欢迎，「生意好得人都挤不进超市，我们只能在门口摆桌子收钱。」可以说，卿济康引领了超市风潮，后来有不少湖南人在老挝开超市，琅勃拉邦当地最大的超市就是湖南人开的。

2010年，邵商赵勇军在琅勃拉邦开了一家医院，老挝医疗条件比较落后，医院的医生和药品都是赵勇军从国内找来的，当时只有80多张病床和30多个医护人员，但在当地也算是大规模的医院了。如今，赵勇军参股的中老合作现代医院面积扩大到30亩，医生50多名，300多张床位，已成为琅勃拉邦第二大医疗机构。

2009年，据邵阳市商务部门不完全统计，邵阳在全国及世界各地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生意的商人近60万人，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有30多万人，资产上亿元的超50人。而到2017年时，邵商在东南亚已达10万人，势力尤为强劲，以老挝为基点，邵商的摩托车、箱包、五金等产品销往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国家，他们的商业版图从百货超市、摩托车销售扩展至农产品加工、地产开发及工程建设等，涵盖了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佘伦凯登场时，邵商在东南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，都已达顶峰。老挝湖南商会、泰国湖南商会等各类以邵商为主的华商会组织相继成立，邵商成为老挝政府与湖南政府之间的友好桥梁，如邵商宋杰锋，2015年利用自己在老挝政商界的资源，促成了长沙至万象直飞航班开通，2019年获老挝政府授予的「国家友谊勋章」，这一切都体现着邵商在东南亚的地位。

佘伦凯趁着这股东风，构建着他的「赌博帝国」。2012年至2013年，佘伦凯以佘智江身份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私彩，涉案资金高达21.82亿元人民币。此案由山东烟台经济开发区法院审理定罪，同案8名疑犯被判刑，但佘伦凯并未到案，潜藏在菲律宾。2014年，佘伦凯重操旧业，在马尼拉成立公司，还开了一家「亚太水疗店」，实际仍是在搞网络赌博。

2017年是佘伦凯的「洗白时刻」。这一年，他获得了柬埔寨国籍，改了名，为自己戴上多个商会名誉主席、荣誉会长的头衔，摇身一变成功人士。他靠着这些社会身份的背书与包装，与缅甸克伦邦边防部队运营的公司合作，号称投入150亿美元，在缅甸「三不管」地带妙瓦底市开发了亚太智慧产业新城（下简称亚太新城）。规划中，亚太新城有科技产业区、休闲旅游区、金融商贸区、商贸物流区等，目标是打造一个集「金融科技、旅游度假、商贸物流」于一体的「综合性国际城市」，但实际上，亚太新城最先、最快发展起来的是赌场和诈骗园区，承接了从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国流窜出的网络赌博、电信诈骗、「杀猪盘」等黑产团队和公司。

不少中国人被所谓的高薪工作引诱至亚太新城，被逼从事网络赌博、电信诈骗及其他违法活动。逃出来的人说，那里没有法律，犹如魔窟，每天高强度工作，高墙电网，军事化管理，不听话就会被毒打。在《大公报》的报道中，亚太新城被视作整个东南亚人口贩卖链的最终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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佘伦凯不是邵商中唯一的一抹黑色。

2018年，有一起案件震惊邵阳。8月12日，42岁的老挝籍华人李朝鹏在自家别墅内被害身亡，家中保险柜被打开，约60万元现金被盗，家人悬赏人民币150万元征集凶手线索。

李朝鹏，原籍湖南邵东，是东南亚资深邵商，老挝湖南商会创始人之一，也曾担任过老挝湖南商会会长。后来案件告破，李朝鹏系被同乡邓某林200万元买凶杀害。20多年前，犯盗窃罪出狱的邓某林来到老挝干赌场洗码的营生，李朝鹏后来加入，两人通过洗码，赚了上百万。而公开资料中，李朝鹏的发家史是：家中贫穷，高中辍学，怀揣300元到老挝经商，从摆地摊做起，经过多年积累，将企业发展成为一家跨国公司。

后来，李邓二人因经济利益多次发生纠纷，关系破裂，最终走到了买凶杀人的地步。

李朝鹏与佘伦凯的故事，在40余年邵阳商帮的发展脉络中，犹如斜逸而出的一条灰线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财富聚集的地方总少不了血腥、黑暗与灰色地带，邵商的故事也因此披上了一些神秘色彩。

据邵阳市商务局数据，2021年，邵阳在东盟地区从事外贸的邵商已逾10万人，企业近2000家。从改革开放之初肩挑背扛到后来海外创业，邵商的经商因子始终熊熊燃烧，他们勤劳、勇敢、敏锐，追逐着财富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，而等待着佘伦凯的，可能是10年的监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