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皮德（Percy Lapid）身兼电台主持人和专栏作家，生前强硬抨击总统小马科斯和前总统杜特地。

拉皮德10月初遇害引发菲国各界关注。枪手投案后供出，下指令者是新比利毕（New Bilibid）重刑犯监狱的囚犯维拉莫（Crisanto Villamor）。不过，警方10月18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枪手投案，维拉莫当天就死在狱中；验尸结果显示，他是被塑胶袋闷死。

重刑犯在监狱遭闷死已经够骇人听闻，菲国警方11月更对遭停职的矫正局（BuCor）局长邦塔格（Gerald Bantag）和其副手朱鲁塔（Ricardo Zulueta）提出杀人指控。

不仅如此，警方调查维拉莫死因还扯出案外案，在放置新比利毕重刑犯监狱受刑人遗体的殡仪馆，发现176具囚犯遗体无人认领。也就是说，去年12月以来，这座监狱每个月至少有16名受刑人身亡。

菲国司法部长黎慕惹（Jesus Crispin Remulla）11月9日说，将相验其中120具遗体，以确定这些受刑人死因。

无独有偶，今年1月以来，34名菲国斗鸡玩家相继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原因疑为他们在斗鸡投注中使用怯弱的斗鸡作弊，而遭斗鸡场人员关押。

马尼拉标准报（Manila Standard）报导，菲国警总监阿祖林（Rodolfo Azurin Jr.）5日说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斗鸡玩家有机会生还，大家可能要做好“最坏打算”。

无论是媒体工作者、受刑人遇害或斗鸡玩家失踪，背后缘由之一都是在菲律宾，人命相对“不值钱”。

拉皮德案枪手出面投案时说，射杀拉皮德的酬劳共55万披索，他分到14万披索。

换句话说，在菲律宾巨大的贫富鸿沟下，不到新台币10万元就能请到枪手铤而走险犯案，加上枪械取得容易，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也不足为奇。

就算是拥有雄厚资源或人气的政治人物，也无法摆脱被暗杀命运。1970年，总统马科斯盟友、时任众议员的佛罗洛．克里索罗哥（Floro Crisologo）在故乡美岸市（Vigan）参加教堂礼拜时遭枪杀。

佛罗洛的妻子卡梅林（Carmeling Crisologo）时任维甘市所在的南伊罗科斯省（Ilocos Sur）省长，但这起命案至今未破。菲律宾星报（Philippine Star）报导，当地居民认为佛罗洛命案与烟草业利益冲突有关，并指政敌家族相互杀戳是菲律宾地方政治的一部分。

2009年，菲国南部马银丹瑙省（Maguindanao）布鲁安镇（Buluan）副镇长满古达达图（Esmael Mangudadatu）的妻子和亲人在律师、记者陪同下，前往选举委员会为满古达达图登记参选省长，但途中遭屠杀，包括路人在内共58人遇害，罹难者中32人是记者。

凡此种种无不说明，对许多菲律宾地方政治人物来说，对付政敌挑战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暗杀以绝后患。

夺得今年悉尼电影节“永续未来奖”的纪录片“危机重重”（Delikado，暂译）讲述“巴拉湾非政府组织网路”（PNNI）和爱妮岛镇（El Nido）前镇长罗森多（Nieves Rosento）在菲律宾巴拉湾省（Palawan）致力保护自然生态、打击盗伐的故事。

然而纪录片最后，代表“正义”一方的盗伐取缔员阿萨加（Ruben Arzaga）遭山老鼠杀害，无从找出凶手；罗森多也落选镇长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正是菲律宾政治生态的写照。暗杀不断下，谁的银弹或子弹更充裕，似乎就能在地方选举胜出。菁英和既得利益者牢牢掌控权位，贫苦大众困在社会底层，在社会现实下，恐怕还是难以翻身。